一、中国鬼文化的成因
“鬼魂”泛指人死后脱离肉体存在的各种“灵魂”。 围绕“魂魄”问题，中国历代社会各阶层都有不少传闻和描述。 无论达官贵人，还是百姓百姓，都时常谈起鬼怨、冤屈、死亡。 我们把围绕“灵魂”问题和相关古籍、法规、礼仪、习俗所产生的各种现象统称为“鬼文化”。 探讨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机制，是本文的重要内容之一。
唯物史观认为，任何社会意识现象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其基础都可以从社会存在中获得，鬼文化的形成也不例外。 本来意义上的鬼文化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逐渐形成的。 当原始人还过着动物般的生活，无法自觉地将自己与周围的自然界隔离开来时，就不可能产生鬼怪、精灵等外貌。 人只有为获得生存手段，长期与自然界斗争，逐渐脱离周围环境，获得清醒的自我意识，了解某些自然现象和过程，才有可能找到各种自然现象和过程。 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 在寻找上述联系的过程中，原始人看到一些自然现象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享受，而一些自然现象给他们带来灾难甚至伤亡。 久而久之，人们对自然现象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理解。 一种是在生产斗争中获得的可以控制自然力的知识，如两木摩擦生火，火可以烧木、取暖、煮饭等。另一种是人们各种错误的、幻想的观念不可预测的自然力量。 精灵、恶魔和善鬼的出现是这个幻想概念的一部分。 他们把给人们带来利益的自然物体和自然现象视为善神善鬼，反映了当时社会物质生活的不安全感。 把对人不利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视作妖魔，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人们面对自然现象的无力恐惧。
除了上述社会经济原因外，鬼魂概念的形成也有其认识论根源。 在古代，人们并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对梦境现象的疑惑直接导致了鬼的概念。 人们在梦中遇到其他人或死去的人，与他们打交道，做各种事情，但醒来时什么也看不见。 这不仅使原始人认为灵魂是独立于肉体的实体，而且还从与死者相遇的梦境中得出灵魂不灭的结论。 原始人还认为，梦中能飞、能入水，是灵魂离开肉体的能力比依附于肉体的灵魂更大的表现。 此外，梦中出现的各种奇怪的类人和非人形象也很容易被原始人认为是鬼存在的证据。 总之，由于原始人无法正确区分清醒时的感觉和梦中的幻觉，他们将精神与身体分开，将精神视为独立于身体的实体，从而产生了鬼的概念。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对黑暗和死亡的恐惧也是鬼魂概念起源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黑暗的恐惧是人性的一部分。 当黑暗笼罩一切时，人就失去了所有的参照物，也就失去了自我，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 人们需要想象在黑暗中一定有某种东西存在，而这种东西对人是有威胁的，所以就会产生恶灵的可能。 对死亡的恐惧与鬼魂的产生更是息息相关。 一方面，生与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 不久前还神采奕奕的男人，变成了一具冰冷僵硬的尸体。 比较这两种状态后，古人认为人死是人体内缺少某种东西的结果。 这东西虽然无形无形，但却是一股让身体温暖、活跃、会说话的力量。 我国古代的“三魄七魄”说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证明。 另一方面，古时候任何人一旦想到有一天会告别他所生活的世界，他个人的喜怒哀乐，人世间的悲欢离合，都会随着死亡而烟消云散，他不能不深深的害怕。 为了摆脱这种死亡限制，人们在死后渴望知识，鬼的概念由此而生。 灵魂轮回，这无疑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安慰。
可见，鬼概念的产生，不仅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而且有其重要的认识论和心理学基础。 我国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后，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被统治阶级公之于众。 所有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也经常用这种方式批评时事，警世自律，自娱自乐。 总之，鬼的概念一经产生，便通过纵向的历史传承和横向的人际舆论，逐渐形成了一种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2 中国鬼文化的基本特征
我国鬼文化萌芽于原始社会的土壤，同时又随着中国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不断丰富、变异、更新的过程。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其形成背景的特殊性，中国的鬼文化普遍呈现出与其他地区鬼文化根本不同的突出特征。
(1)家族宗法制度的长期存在，使中国人的鬼神观念与祖灵观念紧密结合，从而在中国鬼文化中留下了鲜明的宗法烙印。
西周家族宗法制度确立后，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在中国社会三千多年来一直保持不变，对中国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受其影响，我国的鬼怪观念在西周前后发生了质的变化。 根据殷都城遗址出土的考古资料，西周以前殷人的鬼神仍有多种崇拜倾向。 有害功能。 不仅如此，在殷人眼中，父母祖灵和自然界的其他神灵一样，常常无故滋事，危害子孙后代。 《甄祖心缠我》[1]、《甄妃缠了我的好儿子》[2]，死者的考验，妃子和祖宗的考验，与祖妃的无端骚扰，意义相同与其他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一样。
周代以后，随着家族宗法制度的确立，祖先鬼魂的提法逐渐消失。 因为在周人的心目中，先祖之灵以“尊德护民”为己任。 他们不仅品德高尚，而且是亲属和子孙道德行为的守护者。 事物。 随着祖先亡灵作用的美化，祖先崇拜逐渐在各种祭祀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出现了庙祭、家祭、墓祭等各种祭祀祖先的形式，尤其是祠堂祭祀。和祠堂。 它是先人的重要遗址，其建筑结构也逐渐受到重视。 《礼记·曲礼上》有所谓“先祠堂，次厩仓，后居室”，即诸侯皇帝建造宫殿，必须先建祠堂。 与此相应，各种复杂的祭祀活动也逐渐出现在祠堂、祠堂，如“月祭”、“四时祭”等。 此外，对于那些无主的孤魂，为免其惹事生非，还在郊外设立临时祭坛，用于“祭魂”。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与祖先崇拜相关的庙宇建筑、墓地建筑广泛分布于中国各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传播体系。 迄今为止，我国涉鬼小说、戏曲、艺术、舞蹈等所涉及的人、景、物，大多与祖先、祠堂、祠堂、墓地密切相关。 由于祭祖活动的规范化、祭祖形式的多样化、祭祖意识的普遍化，中国鬼文化具有浓郁的家族宗法特征，这使其与西方及其他地区的鬼文化有显着差异。
(2)道教的广泛流行，使中国的鬼文化呈现出道与巫合一、鬼神仙相通的特点。 道教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以民间巫术和仙丹术为主要内容，并吸收了部分儒家和佛教思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体系。 它诞生于东汉中期，距今已有近两千多年的历史。 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的鬼文化。
我们知道，民间巫术作为道教的重要来源之一，诞生于原始社会晚期。 女巫是人类与鬼神之间的中介。 可以降神、解梦、占卜、祈雨、治病、占星等，是古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职业。 老祖宗认为疾病是鬼附身的，要用巫术来驱除，于是就有了驱鬼的法术。 道教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依靠巫术祈福消灾的思想。 封建社会中期，随着“巫”的衰落，道士取代了巫的大部分职能，如主持丧事、驱鬼保平安、救死扶伤等，成为重要角色在操纵鬼文化活动方面。 古代社会道教与巫术合一的状况。
此外，道教还吸取了老庄哲学中的“神人”、“至人”、“真人”思想，独行遁世，迎合了人们飞升长生不老的愿望，建立完整的仙族。 据不完全统计，道教神仙多达430位。 如：菩萨、玉皇大帝、玄女、财神爷、门神、灶神、海神、关帝、城隍等。还有许多业神，如：铁匠崇老君、染匠崇美阁仙翁、乞丐重罗祖大仙等等。 至于鬼谷子、张天师、徐真君以及人们常说的八仙，妇孺皆知。 通过对道家经典《道藏》的研究，我们发现道家的神明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有名、有姓、有形、有质、有情、有欲，而且他们有一段得道成仙的人生历程。 道家的造仙思维方式，很容易给常人造成一种错觉，即人本来是鬼，但只要得道，就可以从鬼变成神或仙，从而产生鬼文化。中国鬼文化。 神、神、仙相通，混杂不分。
(3)佛教的传入使中国固有的地狱观念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
佛教于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兴盛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它对中国鬼文化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地狱观”上。 与中国固有的冥界概念相比，佛教的地狱更突出了“狱”的特征。 那就是惩罚人间的人，不管生前贫富，死后的鬼魂都会下到阴间去接受冥府的审判。 佛教的地狱之多神鬼类解梦，是其他宗教无法比拟的，而且极其混乱。 一般有根本地狱、寂寞地狱、十八地狱。 每一种大地狱都包括许多小地狱。 每个地狱都有各种各样的刑具，可以让亡灵根据之前行为的善恶受到轻重的惩罚，还有一整套由冥王主导的管理，伴随着判官、鬼官、鬼兵。 地狱的官僚制度，这一切在我国古代的阴间世界观中都是不存在的。 后来，佛教的地狱观吸收了中国早期冥界观中“九地道”的一些元素，并与中国官制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化的“十殿地狱”。 “第一殿：秦广王姜；第二殿：楚姜王历；第三殿：宋禹；第四殿：武官王禄；第五殿：燕罗王宝；第六殿：喀城王毕；七殿：泰山东王；八殿：都黄王；九殿：平王禄；十殿：轮转王雪”[3]。 各殿冥王职责分明，掌管冥界各种事务。 可见，佛教的地狱观与中国固有的冥界观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我国中世纪以来庞大复杂的冥界体系。
(4)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的主流。 由于推崇“忠、孝、仁、义”的原则，受其影响，中国鬼文化呈现出强烈的伦理至上的特征。
儒家对鬼神的存在持怀疑和异化的态度。 孔子认为鬼神应该“敬而远之”[4]，“不能侍奉人，何以侍奉鬼神”[5]。 但另一方面，儒家非常重视与鬼文化有关的丧葬祭祀活动。 针对这一现象，有人认为，从根本上说，儒家思想承认鬼神的存在。 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儒家之所以重视丧葬祭祀等鬼神活动，并不完全是为了对付鬼神，而是为了利用鬼神。它们作为消除鬼魂的手段。 强化人们的忠孝仁义观念，巩固尊卑等级制度。 曾参的“慎终致远，民德厚”[6]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儒家的创始人和后世的继承者以“以民为本”为出发点，将“忠教仁义”的伦理理念注入到纯粹以人为本的鬼文化活动中。巫术和仪式的范畴。 随着宗法制度的日益巩固，儒家对丧葬和祭祀的重视已经到了繁文缛节甚至不人道的地步。 历代对丧葬礼仪的解释和论述铺天盖地，孝子贤孙对丧葬和祭祀的惊人赞叹不绝于耳。 《礼记》一书是对丧葬活动进行全面概括的代表作之一。 这种将丧葬活动制度化、规范化、合理化的方式，在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鬼文化的发展，同时也赋予了中国鬼文化浓厚的伦理至上色彩，从而形成了中国鬼文化。 鬼文化区别于其他鬼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
3 中国鬼文化的社会作用
由于中国鬼文化具有上述突出特点，它一经产生，就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即使在当今社会，鬼文化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也是亲眼所见。 限于篇幅，本文仅选取其作用的主要方面进行说明。
(1)鬼文化的发展导致厚葬趋势长期存在，造成大量财物浪费，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
厚葬的例子有陕西临潼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咸阳北苑山上雄伟的汉墓，北京地宫洛阳北苑山，及河北东西墓葬。 人死后，千方百计慷慨安葬。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珍贵的金银珠宝、丝绸和缎子，还有陶俑、活马、活人被塞入墓室陪葬。 在皇帝厚葬的影响下，普通达官贵人也纷纷效仿，纷纷效仿。 《潜夫论》。《浮奢》生动地记载了东汉时期贵戚豪门富葬的情景：于生，哀于死而拜。 南地肥土化渣，黄土掩埋，埋葬许多宝物、木偶、车马，筑大冢，广植松柏。盛大而繁琐的葬礼，西汉重臣孙光死后，送榆林孤儿400余人，送葬车辆1万余辆。吴派遣宣甲军送行，从长安到茂陵。深葬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严重的社会经济负担之一。《晋书·索林传》说：“汉高祖即位一年，修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祠堂一分，宾客一分，山陵一分。”年度贡品分配给t 兴建皇陵。
(2)无论是古代神治与人治合一的时期，还是后期天治分离的阶段，鬼文化的盛行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人与神的统治。
在古代人治与神治相统一的时期，“鬼”高于一切政治，鬼神的意志直接体现在政治行为中。 比如黄帝是华夏部落的首领，同时也是部落中最大的巫师。 相传他“聚鬼神于西台山，驾象车六龙神鬼类解梦，辖毕方，蚩尤在前，风波扫入，雨师洒道，虎狼相随”。前有鬼神后有，飞蛇卧地，凤凰不胜。” 上大河鬼神为清教”[7]。 后来，他与蚩尤大战。 除了华夏部落的宗族，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鬼神。 在神治与人治分离的过渡时期，鬼神仍然对社会政治起着非常重要的裁决作用，这一点从商代社会就可以明显看出。 “殷人敬神，率民侍鬼，先鬼后礼”[8]。 君王无论大小，都要先请教鬼神，再做决定。
而代表鬼神说话的正是吴氏。 吴氏偏重鬼神，用占卜的方法代鬼神说话。 历史偏重人事，以占卜代言鬼神。 国王的行动需要巫师的同意。 天治人治分离后，鬼文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虽然不再是直接的、决定性的，但它仍然在思想和精神上起着间接的作用。 例如，历代统治者通过祭祖来维护皇室地位的神圣，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鬼文化的因果报应观作为政治的辅助手段，有效地压制了下属劳动者的思想，起到了维护封建基层政权的作用。
(3)历代关于鬼神存在的争论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思想史上，形神关系的争论持续了几千年。 神明死了，鬼就没有了，这就构成了无鬼之说。 神不灭则有鬼，即有鬼说。 从春秋到汉代，关于形神关系的争论长期存在。 墨子根据杜伯鬼射周宣王、庄子仪鬼棒杀燕建公等史料记载，强调鬼神无处不在，主张敬鬼神。 庄周用气的聚散来解释生死现象，强调“神生于道，形本生于质，万物生于形”[9]。 孔子提倡敬天敬祖，敬鬼神而远之。 后来荀况直接否认人死是鬼。 汉代桓谭、王充用蜡烛来比喻灵魂不灭之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神仙不朽说广为流行，关于神与形的关系的争论达到高潮。 无神论者范震写下名著《神灭论》，提出“形神同，形同形”。 “质与神用”的哲学思想。 隋唐以后，关于形神关系的争论依然存在，偶有交锋。 正是在上述思想论证中，“生”、“死”、“形”、“神”等概念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 仅此可见鬼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4)古代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对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文学创作、美术、雕塑、音乐、舞蹈、戏曲等。
在文学方面，一方面，随着丧葬、祭祀等鬼魂活动，出现了相关的墓志铭、祭祀铭文、悬碑； 另一方面，许多学者根据民间鬼故事鬼怪作品创作了大量的鬼故事，如：《搜神记》、《灵鬼志》、《鬼怪》、《封神演义》、《西游记》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 作者在其作品中以鬼说人事，以辛辣的笔触揭露人间的矛盾和人间的善恶。 不仅如此，“鬼哭狼嚎”、“鬼斧神工”、“灵使鬼魅”等鬼文化名词早已融入中华文化的血液之中。 从艺术的角度看，鬼文化对中国的艺术和雕塑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钟馗捉鬼》、《张天师骑虎镇妖》，以及时下流行的年画《守门神图》，都是鬼文化的体现。 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中与鬼文化有关的雕塑更是不胜枚举。 此外，中国的许多音乐和舞蹈直接来源于古代人类巫婆的祭祀活动和对鬼神的祭祀。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鬼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形成既有社会经济原因，也有认识论和心理学基础。 它一经形成，受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呈现出许多有别于其他地区鬼文化的突出特点。 在上述特点的影响下，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