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敬明，1961年出生，山西偏关人。 1983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198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获四川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着有《十年演变——新时代文学的侧视》、《批评的策略》等。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连光宇
——年两桂枝
闫敬明
梁桂芝先生在大连逝世。 这个消息感觉还是不太真实。 首先，因为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音信了。 所有的记忆，他的音容笑貌，都还停留在中年时期，完全没有任何与老年相关的信息。 而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梁桂芝似乎是离尘世烟火最远的一个。 这种距离，让我想起他，静静的，伏案，看书或写字，似乎少了常人的欢愉，却与常人的疾病之类的关系不大。 他没有坏习惯。
然而，疾病恰好找上了他的门。 哪里有敲门声，分明就是来砸门、抢劫、杀人的。 一场可怕的疾病使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70岁，一个在生与死的边界上有些尴尬的年纪，既不是年轻的年纪，也不是死的时候。 所以对于他的逝世，我看到哀悼者的反应大多是哀悼。 以他的修为，我不得不相信，他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
今年八月份的一天，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梁桂芝老师突然发现自己病重了，快要死了。 医生的判断是三四个月。 这个消息很震撼，但我觉得天数的判断可能不太合适。 必须相信，虽然现代医学远未战胜癌症，但各种维持生命的手段值得期待。 所谓的三四个月，也就是以一百天来计算，我想应该不是初诊者的命运吧。 九月初，在远途旅行中，我收到了梁桂芝儿子梁建孝的短信，他对自己的病情描述得比较准确。 我去了首都的几家大医院，请教了专家。 他们都说大连的医生判断是对的，知道这个病的病人结果也差不多。
我说我印象中的梁桂枝，跟绝症没有关系。 我觉得跟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应该比较健康的判断有关，也有确凿的证据。 九月的一天，我和朋友智深打电话求证，得知他是第一个得到消息的人，便赶赴大连探望。 智深说，梁桂枝生病的消息在周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学校刚刚组织了五月份的体检。 有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各项指标都不正常。 然而，梁桂芝老师的体检结果却没有任何异常。 ，他一时间成了众人羡慕的对象。 谁能想到，才过了几个月，就传出这样的消息。 这就是人们如何相信以及如何对生活做出判断的方式。
梁桂芝对我来说既是老师又是朋友。 作为一名教师，他在山西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有教学实习的需要，就给我们这些本科生上了古典文学课。 时间很短，但他必须终生为师。 朋友们，我们那时候研究生很少，不像现在很多大学，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人数各占一半。 他们和我们住在同一栋宿舍楼的同一层，宿舍布局相同，只是身份和宿舍人数不同。 时间久了，我们渐渐熟了，也有时间聊天散步了。 我们志趣相投，渐渐变得像同学和朋友。 无论如何，我们彼此非常了解。 从那时算起，至今已近40年，我一直称他为梁先生，其中包含着尊重和友情。
梁桂枝是一位红书生。 这个称号在他读硕士的时候就已经被授予了。 80年代初期，整个中国都处于荒废状态，文化复兴起到了先锋作用。 对于很多有志于通过写作表达自己的声音和观点的人来说，将稿纸上的文字变成字体是很多人的梦想。 写、拒、再写、再拒，是大多数作家的常态。 对于在校学生来说，即使能发表一篇“豆腐块”或一封读者来信，也是非常难得的。 梁桂芝应该是其中之一。 但是有一天，我们都听说梁先生发表了一篇论文，是关于红雪的，而且是在香港的期刊上。 红雪，论文，香港，多么高不可攀，他是怎么做到的，真是奇迹，太让人敬佩了。 现在只记得刊登梁桂芝文章的香港刊物叫“斗星”，一个奇怪的名字，让人更加好奇。 我还记得他的出版经历。 他知道有这么一家刊物，发表文章却不付钱给他，就试一试。 但是，对于急于发表文章的同学来说，稿费是多少呢？ 毕竟我从未见过该出版物，但毫无疑问，这确实发生了。 梁桂枝应该是从那时起正式走上了红学研究的道路，并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派：谈一学。 起点是从一开始的各种高度。 在山西大学，梁桂芝一时间成为青年学子的标配，气质上也是才艺兼备，综合型典范。
我是《红楼梦》中的纯外行，学业上没有对话的可能。 但这并不影响我和梁先生的顺利交流，不得不说说他身上除了书生以外的其他气质。 诚然，他少年成名，颇有书生形象，但他的品位绝非呆板迂腐。 他喜欢写作，尤其是旧体诗词，经常和朋友一起唱歌。 他有着一眼就能看出的书卷气，接触久了又能看出他既有风流才情的书卷气，又有柔中带刚的文人风范。 他的研究侧重于古典文学，但他的视野将当代世界与世界联系起来。 他追查到姚殿中、周汝昌等资深学者，平时接触的多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的确，在我的印象中，梁老师总是对来访的小学生充满热情，在教导他们的同时，也诚恳地学习他们的长处。 有时，他甚至会在一旁以钦佩或羡慕的眼光观察。 每次认识他，他总是露出不深不浅的笑容，得体又合拍。 无论他多么痴迷于伏案学习和钻研，他都不是象牙塔中的学者。 他努力拓宽自己的视野。 虽然他无暇参与，但他也有意识地感受和理解人间烟火。 也许正是因为他身上有这样的潜力和冲动，才能够走上一条轰轰烈烈的师从众多学者的道路。 《红楼梦》在文学研究上接近于《费马大定律》。 虽然看不懂，但我觉得梁桂枝的努力不是枯燥的考证，而是试图让一部《红楼梦》浮出水面。 无数种可能，开启开放格局。 他思考曹雪芹的创作意图与高鹗续作者的区别。 同时，他也为防止红色学的固化作出了具有挑战性的探索。 而这些学术追求应该与他的性格有着内在的联系。
我从来没有和梁桂枝讨论过他为什么要走红学之路。 然而，《红楼梦》无处不在的诗意、直面现实的批判、通向人性自由的哲学，以及包罗万象的世俗烟火，决定了它是一部史无前例的文学经典。中国文学。 这种诗意的、人性的、烟火气的，也是梁桂枝毕生追求的目标。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红楼梦》才能在一部作品中满足他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索需求。 在我的粗浅印象中，梁桂枝经常通过小说中的诗词进行深刻的阐释，而且阐释的方向往往指向小说无法写到的远方。 在他的研究中，人物的命运往往通向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他坚信这就是曹雪芹最初的创作理想。 续写者不可能理解这一点，所以在八十回后缩小了格局。 这纯属我的猜测，但我相信，这或许就是梁桂芝探索失学的价值所在。 他的求学是个人精神上的漂泊和漫漫征程。
痴迷于学习的梁桂芝也非常热爱旅游。 他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远行。 在他安静的状态下，其实有一颗不安分的心。 我在学校的时候，听说他和我的两个同学有一段特别的经历。 一个夏天的晚上，他们去墓地过夜。 他去世后，剑霄在他去世前半个月写下遗嘱，感谢很多人，包括在北美和欧洲之行中帮助过他的亲友。 而且，在安排年轻一代的时候，特别强调不要过于追求名利，要多去世界各国旅游，增长阅历和见识。 这样的好话说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确实是他心中人生的最高境界。 他自己辛辛苦苦修行，可惜突然离世，未能完成许多理想的旅程。
旅行也应该是我和梁桂芝先生最难忘的往事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山西省作协工作时，《黄河》杂志主编张发组织去青海采风，因为《黄河》黄河上游一带始终得到西方作家的支持，任重而道远。 姚氏《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出版，青海作家杨志军、奚健等人相继发表了有力的作品，于是刊友们决定一路西行到西宁看看。 因我的友情和参与起草《黄河》读书专栏，有幸与大家相聚。 忘记是什么场合了，是梁先生知道这件事后主动提出一起去长途旅行的。 主编张发欣然同意，因为梁桂枝也是《黄河》的潜在作者之一。 张发、谢勇、刘淳、王爱琴、梁桂芝和我六个人踏上了春夏之旅。 火车一路向西，途经西安，途经兰州，两天后抵达西宁。 这是一次有趣的旅程，没有艰巨的任务，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没有偶尔的娱乐，只有文友之间的交流和对广袤西部的感受。 说到我们几个人的出行方式，有很多方面梁桂枝未必能参与进来。一路上玩着“锄地”的游戏，难免要几个小时在青海一起喝酒。 梁桂芝这个从不喝酒、从不打牌的书生，时时刻刻都和大家在一起，或若无其事地在一旁观望，或与大家谈笑风生。 他虽不参与，但见热闹也乐在其中，从不反驳。 而我相信，这也是他愿意和很多年轻人、非读书人在一起的原因，因为他可以观察到更多的生活方面，获得更多的信息，感受更多的生活乐趣。
《红楼梦》不就是这样的人景吗。 研究红学，从生活出发，我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学术道路，体现了他独特的学术追求。 回想起来，那次旅行确实让人感受到了“时间就是金钱”的不一样意义。 通常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争取时间和速度。 其实，也可能蕴含着这样一个道理：当时间可以任人自由支配的时候，时间是充裕的，才会像拥有财富一样从容淡定。 我们一行人乘坐绿皮火车长途跋涉到西宁。 这并不容易，我们都认为我们不妨走得更远。 记忆中，这也是杨志军的建议。 有两条线路可供选择，拉萨或敦煌。 大家商量再三，还是决定继续西行到拉萨比较好。 那是一次远去的旅行。 第二天，买了票就出发了。 乘坐火车17小时，穿越广袤的戈壁戈壁到达格尔木，再换乘老式长途汽车，经唐古拉山口进入西藏。 在拉萨短暂停留后，几人凑钱飞往成都，再从成都一路北上返回。 到太原。 旅途中经历了很多奇遇，也遇到了很多奇闻异事。 回想起来，无论是曲折还是疲惫，无论是惊喜还是好奇，都是美好的回忆。 而这份美好的记忆，也有一部分属于梁桂芝老师，他也是增加幸福感的成员之一。 在我们之后的谈话中，这次旅行的桩桩件件常常成为一个愉快的话题。 梁老师去世后，看到朋友写的一篇追悼文，说他们一行人和梁老师一起愉快的郊游。 受当时气氛的影响，梁老师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愿意用自己的半本书来换取这样的经历，再来一遍。 那么我似乎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一起半个月的奇幻之旅，每天在我们面前摆出不同的风景，滔滔不绝地谈论不同的话题，他大概愿意用至少两本书来交换另一个。 去旅行吧。
1999年的一天，梁桂智老师突然告诉我一个重大决定：他将告别山西大学的讲台，举家迁往大连，加入辽宁师范大学。 我知道他虽然是晋国人，但他的家世并不局限于家乡。 他生于北京，长于武汉，回乡后就读于山西农业大学。 的果树。 我以为这话里有某种玩笑，也有某种敬佩。 他对自己的办公桌很满意，但他不满足于现状。 我对他的决定并不感到惊讶，但我有点惊讶他从未听说过这个目的地。 只记得他有一种搬家的紧迫感，说他才50岁，再不搬家以后其他学校就更难收他了。 我没有具体和他说再见的印象，也没有深入谈过。 但是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选择和他的心性之间的必然联系。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如今成了一句流行的让人麻木的话，但不得不用这句话来评价梁桂芝的选择。 他一定相信，即使身处陌生的城市，面朝大海的生活，也一定会打开他的心扉，让他更容易去往更大更远的世界。
不知道他到了大连之后怎么样了。 2003年前后，他跟我说要来北京参加一个活动，希望能住在离我最近的地方，畅所欲言。 这当然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所以他在我办公楼的客房里住了将近一个星期。 正如我所说，他虽然不如酒肉，但向来是比青檀更亲近的师友，畅谈无阻。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 想想真是奇怪。 这么多年，我去过很多地方，却没有机会去大连。 直到2017年，因为汪曾祺小说奖的缘故，匆匆赶到那里，待了不到一天，活动结束就走了。 大连的海和梁桂枝都不见踪影。
据我记得，我们打过几次电话，最后一次应该是他打的。 他描述了从圣彼得堡游学回来后的感受，强烈推荐我有机会去那里。 在电话中，他还谈到了自己在游学期间写了一本关于圣彼得堡的书，这绝对不是游记，尤其是文学。 我相信这个。 我忘记了他是想让我推荐发表还是推荐发表，反正我们也谈过。 在我的印象中，我曾经表示出版是一个大问题，可能很难及时解决，但我可以选择重要的发表在我所在的报纸上。 但是，我没有收到他的任何稿件，也没有与他沟通过。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的书已经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梁桂枝执意离开内地，选择了住在海边。 我想，与其说这是一种学术上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对诗意栖居的向往和选择。 隐约觉得他20年前的离开，带走了一定的学术气质，甚至带走了一定的学术品味，这对于一个大学来说，其实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损失。 然而，虽然他离开了大学，但他从未离开过老朋友和亲人。 他一直得到山西文化界和出版界的支持。 近年来，三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多部作品，并为他开设了“名作赏析”专栏，与许多昔日好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往来。 友谊和梦想有时或经常是如此不一致。 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桂枝终究没有找到自己理想中的诗意归宿。 这种终生追寻而终无归途的可能是许多知识分子、文人和理想主义者的共同心境和共同宿命。 当然，在当今时代，即便是普通人，也会因为生计、职业、气候、环境等原因，选择异乡作为安居之所，否则到老了，也会过着候鸟般的生活。 交通和通讯的便利减轻了，有时甚至掩盖了这种迁移带来的心理问题。 生活在不断丰富的同时，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精神裂缝。 以梁桂枝20年的晚年生活为例，他似乎从未停止过四处游荡，甚至更加频繁。 我想他是利用了学术交流和寒暑假的一切机会出去的。 他在书海中寻找知识的精华，也在人海中寻找心灵安息的地方。 他累了，病倒了。 这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却又像是与某种缘分有关。 满屋子的书也许永远没有机会被人阅读，但未完成的旅程却从来不缺客人。 他是一个能耐得住寂寞的读书人，也因此而闻名于世，不仅得到前人的认可，也得到许多文友的赏识。 在这方面，这也是他的幸运。 很难找到。 同时，他又是一个不安分的旅人，一生都走在追梦的路上。 我知道他写过两本高僧传记，虽然我没看过，但游走得道的境界想必是他为之着迷并产生创作冲动的重要原因。 连光裕心事重重，鲁迅诗的字面意思似乎都能套用在他身上。 现在，他的骨灰已经按照他的意愿撒入了大海，他的生命也因突然停止而进入了永恒的漂泊状态。 世间唯有亲友之思，其文犹可传，证明生命之可贵与长寿。
谨以此文纪念这样一位师友，以此来纪念甚至延续我们看似遥远的友谊。
2019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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